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中国新观察栏目推出“大国强链”系列报道，为供应链变革与产业安全发展凝聚各方智慧。
12月1日电 (首席财经记者 李金磊)“近年来，要素价格逐渐高企，叠加逆全球化、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的冲击，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回流’与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重挤压。”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在接受中国新观察栏目采访时表示，持续优化本土投资营商环境是应对产业外迁的主要拉力。
全球供应链出现两种重组趋势
“当前，全球供应链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重组趋势。”刘志彪指出，一是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美国实行“小院高墙”精准脱钩式的对华科技限制政策，并以民主价值观的名义联合盟友和伙伴国加强对中国的科技封锁。二是为避免供应链过于集中，欧美发达国家开始实行“中国 +1”或“中国 +N”战略，进行供应链多元化布局，比如美国与墨西哥的“近岸外包”，与越南、印度等的“友岸外包”。
在刘志彪看来，中国的产业转移呈现“双向化”趋势，一方面，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消退和税费、物流、土地、原材料、融资等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制造业特别是面临很大资源和环境压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的利润被进一步压缩，中国纺织、电子、家居等劳动密集型国际代工企业开始向东南亚、印度、墨西哥等地区转移。同时，部分跨国企业核心技术生产环节也出现向发达国家回迁态势。
刘志彪认为，中美战略竞争下，全球供应链的调整与重组，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进一步加速了这一“双向转移”进程，“两头”在外企业转移意向加强，且逐渐从短链条、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向长链条、高附加值的制造业蔓延。
怎样避免过快的制造业外流，防止产业空心化，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实现价值链的攀升，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业强国，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构建以本土企业为主体的国内价值链
“在此背景下，中国中西部地区与东南亚、南亚、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方面产生激烈竞争。” 刘志彪说。
刘志彪认为，当下一种较为可行的政策途径是，通过制造业区际迁移，构建以本土企业为主体的国内价值链。
他表示，制造业内迁和产业链的延伸，无论是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还是对推动比较优势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转化，形成区域间的产业前后联系，进而与地区经济实现良性互动，都具有积极可行的实践价值。
在他看来，总体上，近年来中国产业转移更多地表现为企业组团式、产业链式、产业集群、产业园区合作发展等多种形式。地区间产业转移的层次由低变高，产业承接低端锁定现象有所缓解，有望实现承接产业转移与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步。
持续优化本土投资营商环境
刘志彪分析，企业的产业转移是选择在国内转移还是国际转移，除了要考虑生产成本外，遵循的核心原则除了开放和安全外，还有效率原则，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企业对国内外以及省域间投资营商环境的优劣比较。好的投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投资营商环境就是促进企业开展效率竞争的主要因素。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中国营商环境水平及国际排名相较往年有了明显的提升。在所报告的190 个经济体中，中国营商环境水平从2015 年的第90位上升至2019 年的第46位，2020年继续上升至第31位，连续两年入列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
刘志彪表示，与印度及越南等大多数东盟国家相比，中国在营商环境方面仍然具有较大优势，从政策层面上，持续优化投资营商环境是中国积极主动应对产业外迁态势的主要拉力。
刘志彪认为，需要紧紧围绕优化外资存量和扩大增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客观看待外资企业的合理诉求，大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切实改进投资营商环境。
他建议，要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分类推进开放性制度改革。根据中国体制机制改革和相关规则条款在对标上的难易程度，制定对标路线图和时间表，分类推进营商环境改善和国内改革深化。要打通政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营造更加稳定公开透明、可预期的投资营商环境。鼓励引导外资企业实施利润再投资，进一步挖掘释放外企投资潜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