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海口10月28日电 题：南海古沉船何以实证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
——专访海南省博物馆原馆长、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陈江
中新社记者 符宇群
由中国“探索一号”“探索二号”科考船组成的联合航次近期在南海北部取得重大成果，南海水下考古再次引发关注。目前，在南海海域发现的古代沉船遗址有百余处。如何从珍贵的沉船文物解读中外商贸及文化交往的历史？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可为现今“一带一路”建设带来哪些启示？
海南省博物馆原馆长、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陈江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出解答。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南海水下考古一直广受关注，目前已取得哪些成果？
陈江：南海水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航线，历史上过往船只众多，间有不幸者。千百年来，一沉船一航海故事、一遗址或遗迹一段历史、一出水文物一外贸物件，将之连起来，则串起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肩负着这重要历史使命的，正是水下考古。
中国在南海海域进行的第一次水下考古工作，即是在广东阳江进行的“南海Ⅰ号”沉船水下考古，标志着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诞生。自此，发现与发掘于南海的沉船不断增多。比较重要的有“华光礁Ⅰ号”南宋沉船、“南澳Ⅰ号”明代沉船等。除了这些已打捞上来的沉船，专家们还在南海发现了很多古沉船与沉船遗址或遗迹。目前得到考古证实的沉船遗址有一百多处，沉船遗迹与文物出水点更多，还有许多有待进一步查证的沉船与文物线索。
现今，不仅是水下沉船打捞，远海岛屿考古调查、海洋文化、造船史、航海史、港口码头调查都属于水下考古的范畴。这些年南海水下考古成果斐然，如西沙珊瑚岛、金银岛海域出水的大量建筑石构件。中式建筑石构件的对外输出，不仅说明中华文明已深入海外各个文化层面，也说明已有众多国人在海外长期居住；石屿出水大批精美的元青花，说明外销瓷源源不断地送往亚欧等世界各地，勾勒出古时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忙与对外贸易的繁荣景象。
中新社记者：从目前出水的南海水下文物总体情况来看，如何反映出历史上中外商贸、文化交往的繁华图景？
陈江：在南海沉下一艘船，就是沉淀下一段历史；出水一艘沉船，便是那段历史的重启。可以说，一艘沉船，便是一本“一千零一夜”，装着满满的海上丝绸之路故事。
发现于2007年5月的“南澳Ⅰ号”是一艘满载各式货物的明代沉船，出水有陶瓷器、木石器、金器、铜钱、珠管串饰和水果核、块茎作物标本等共近三万件。
南澳，闽粤交界韩江口外一海岛，既扼东南通洋之途，又是兵家必争之地，系闽粤咽喉、潮汕屏障。唐宋之际，它“为诸夷贡道所必经”(明代抗倭名将陈璘所作《南澳山种树记》碑)，而到明代，据说“郑和七下西洋，五经南澳”。今在南澳的深澳建有“三保公庙”(郑和庙)。明代，海禁之故，迫使许多商船私至海上交易，形成了一些“海上互市”。当时南澳一带便是一处有名的“海上互市”。这期间，许多外国商船开到这里，私下与民间作交易。明末清初学者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说南澳“内宽外险……番舶寇舟多泊焉”。其中，以日本人为最。《潮州志》有记：“中国欲知倭寇消息，但令人往南澳，饰为商人，与之交易，即廉知其来与不来，数之多寡”。可知当时南澳岛上贸易的繁盛。
“华光礁Ⅰ号”沉船则是一艘南宋沉船，所载瓷器基本为产自南方地区的外销瓷器，包括浙江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窑和福建德化窑、晋江磁灶窑、闽清义窑、松溪窑等诸窑产品，类别丰富，还有一些铜镜、铁条材等金属遗物。一艘船竟集中这么多地方窑口的瓷器，足以说明外销瓷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南海众多的沉船本身即为海上丝绸之路繁忙的景象，而出水器物各式各样，件件都在诉说着它从哪里来，要到哪儿去。
中新社记者：海上丝绸之路有着怎样的历史发展脉络？与陆上丝绸之路有什么不同？
陈江：以往人们谈海上丝绸之路总将其视为陆上丝绸之路的延续，忽略了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渊源。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有载：“岛夷卉服，厥篚织贝……锡贡”。“织贝”，南海诸岛一种特殊的棉纺织品，早期广泛流行于海南岛与东南亚各国。“锡贡”，即命而贡，是一种非常固定的朝贡关系。说明这时期中国与南海周边的古代岛国已经常性地在南海泛海往来。海上丝绸之路，就在历朝历代国家间的外交往来、文化交流、海上商贸等活动中逐渐形成。这从广州发现的秦代造船遗址、西沙甘泉岛发现的唐宋遗址等早期考古发现得到证实。
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路之路乃是针对两者之方向与水陆不同而言的，人们将海上对外贸易也称之为丝绸之路，主要是想说明历史上中西的商贸活动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且方式、方向也很多。海上丝绸之路确有丝绸贸易，却非最主要。就沉船发现而言，出水的文物以瓷器、香料等为多。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著有《陶瓷之路》，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为“海上陶瓷之路”。
中国瓷器的输出，自8世纪已开始。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海上有条“广州通海夷道”，起自广州，最终一路航行至巴格达，全长1.4万公里。这是首条有确切记载的贯穿中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其时，连素来行走于“陆上丝绸之路”的波斯商人，也纷纷改换行船而来。今发现的唐宋沉船多分布在这条航路上。
明朝郑和先后七下西洋，其中六下西洋后，明王朝将历次船队所经的航路汇总成《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此航海图以南京龙江宝船厂为起点，直至非洲东岸的慢八撒(今肯尼亚蒙巴萨)。在这条航线上的沿线国家与地区，均有明清时期中国外销瓷的发现。
除了“海上陶瓷之路”，一些学者还根据出水香料与历史上的中外香料贸易，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为“海上香道”。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同称谓，从侧面说明其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大不同。
中新社记者：为何说海南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处于最前沿？
陈江：这是当下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热点。以往专家学者大都习惯将海南定位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和补给地。根据近几年我们的发掘和研究，海南的作用不仅于此。
据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元代海南的瓷器随布匹等大宗外销货物一同远销东南亚。其中记载的水埕、小罐、青瓷器、粗碗、大小埕瓷等器物，都在琼西北古窑址群中能找到。历史上海南瓷器的外销，为海南自古即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点与终点找到了依据。
此外，近年在海南琼海潭门发现的“两院禁示”碑，碑文有关明代海南贸易管理机构对海上贸易港口的具体管理条文，十分清楚地证明了海南一直有对外贸易的港口。
海南特殊的地理位置，注定其必然为国之南大门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前沿。南海渔家千百年来的拓海，为开辟南海航线又不知作了多少贡献，南海《更路簿》便是明证。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研究丝绸之路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带来哪些启示？“海上丝绸之路”水下考古工作如何加强国际合作？
陈江：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友好往来的历史渊源了解清楚，对“一带一路”建设无疑有指导借鉴作用：
首先，丝绸之路长期存在的贸易关系，绝非仅仅建立在纯粹的商品需求之上，也建立在长期友好往来与传统文化交流等基础之上。
其次，人与人间，国与国间，欲良好交往，需充分了解与尊重各自民族习惯与相互需求。丝绸之路之所以长盛不衰，与此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再者，知过往，可善交。对彼此间外交往来、文化交流历史渊源的了解，可让我们在未来的交往中知晓该回避与注重之处，以做得更好。
中国一直在推进海上丝绸之路水下考古工作对外合作，如开展同肯尼亚、沙特等国家的联合水下考古合作，帮助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培养水下考古专业人员等。同时，中国加强了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的比较研究，用横向比较的方法同在国内出水的器物进行综合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水下文化遗产非常丰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加强对其研究与保护的合作，以维系这一历史文化纽带。(完)
受访者简介：
陈江，历任南京博物院陈列艺术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博物馆馆长、海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海南管理处主任、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兼为南京大学、上海大学、山西大学、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和海南师范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其主持策划的“大海的方向——华光礁I号沉船特展”“南溟泛舸——南海海洋文明陈列”分别荣获第十届和第十五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著有《南溟泛舸——南海海洋文明陈列》《南溟泛舸——历史上先过往于海南与南海的船只》等水下考古论著，后发表学术论著80余篇，著作40余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