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京城最美的季节。对于北京人来说，“五月的鲜花”不仅是满城的姹紫嫣红，还是从社区、乡村、学校、军营传出来的激情澎湃的歌声。从上世纪50年代起，北京便开始举办“红五月”歌咏比赛。数十年来，“五月的鲜花”群众歌咏活动长盛不衰，歌声伴随着几代北京人走过了光辉岁月。
唱着红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兴起了群众歌咏活动，工厂、农村、机关以及学校到处都在传唱“革命人，意志坚”“社会主义好”等红歌，每年5月，还会进行“红五月”歌咏比赛。
据本报1958年4月17日3版《全市到处教唱学唱五首新歌》报道，当时的群众歌咏活动十分活跃，很多单位都是领导带头学。财政部印刷厂90%的职工唱会了7首新歌，工人们不但自己唱，还带着家属一起唱。与此同时，专业艺术团体、音乐家积极参与，推动了群众歌咏活动的开展。比如，中央乐团合唱队负责辅导东郊工厂的工人，中央广播乐团负责辅导西四区的居民，作曲家李焕之、马可、瞿希贤等人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去教歌。
在那个年代，北京各厂矿企业都在开展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职工们一边参与劳动竞赛，一边高唱红歌，激发了革命斗志，鼓舞了劳动热情。有的工人说：“唱革命歌曲就是带劲，不管是听还是唱，浑身有力量！”
“太阳出来照四方，劳动热情高万丈，我们工人革命干劲足，我们工人爱把革命歌来唱……”随着群众歌咏活动的深入开展，一些爱好音乐的职工不再满足于学唱，也学着自己创作歌曲了。北京人民印刷厂职工张季琦、夏宝森写的《唱“五好”》、北京量具刃具厂工人王东升写的《勤俭搞建设》、北京广播器材厂工人郭士杰写的《“五好”就是指路标》等，都受到厂里职工的欢迎。“唱了自己编的新歌，鼓舞了我们的干劲。”北京广播器材厂的一位老工人说。(1963年7月8日《北京日报》1版，《高唱革命歌曲 激励革命精神》)
后来，北京的群众歌咏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在厂矿的车间、工段、班组，在学校的课堂、操场，都有歌咏活动开展。京棉三厂举行的歌咏比赛有3000人参加；电子管厂的歌咏活动从几个科室、车间扩大到全厂，每次厂里开大会前，歌声便此起彼伏，声势浩大。在郊区，不仅平原地带的不少生产队成立了合唱队，就连密云深山峻岭中的公社也有青年社员组成了合唱队，合唱队队员经常在地头和山坡教群众唱歌。中小学校的歌咏活动形式更是多样，有三五人的小合唱，也有几十人的大合唱；有独唱、表演唱，还有班组或班级之间的赛歌、对歌，有时还载歌载舞。(1964年2月8日《北京日报》1版，《高唱革命歌曲 大鼓革命斗志》)
提起那段光辉岁月，老辈儿人感触特深：“当年，我们就是唱着‘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些歌走上工作岗位的，那时候只有一个想法：祖国需要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到哪里去。”
本报发起“五月的鲜花”群众歌咏活动
上世纪80年代，为了丰富和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本报与市总工会、团市委等单位联合主办了“五月的鲜花”群众歌咏活动。
组织“五月的鲜花”歌咏活动是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出关于《国歌》的决定之后，所以活动首先就是普遍讲解和教唱《国歌》。据本报1983年3月12日1版《本市开展“五月的鲜花”群众歌咏活动》记载，那年，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的教唱国歌活动，拉开了这项活动的序幕。著名指挥家严良堃一边教唱，一边讲解。参加学唱的有社会音乐学院、青年民歌合唱团、教师合唱团、钟声合唱团、工人合唱团的部分成员及部分中小学校音乐教师、共青团基层干部，共2000多人。
随后，“五月的鲜花”群众歌咏活动在基层广泛展开，从工厂到农村，从街道到学校，纷纷成立了歌咏队，开展了群众性的教唱歌活动。白纸坊街道50名退休职工组成了合唱队，每周三下午排练，不到一个月就学会了《国歌》《我们是校外辅导员》等歌曲。市交通运输局所属几个工厂的工人们分别成立了业余演出队、民乐队，培养出一批业余文艺积极分子。朝阳区姚家园的青年们也加入唱歌的行列，在公社举行的青年联欢会上，他们表演的独唱、重唱、合唱节目，受到观众一致好评。(1983年5月13日《北京日报》2版，《五月鲜花遍地开》)
据统计，1983年3月到5月，全市270多万职工中，有50多万人参加了歌咏活动，大部分单位成立了大合唱队、小合唱队，吸引了成百上千名职工参加。当年“五一”前后，30多个区、县、局和直属基层单位举办了职工歌会、文艺会演或歌咏比赛，基层文娱活动非常活跃。一批生活气息浓、有时代特点的作品应运而生，很多单位创作了自己的厂歌、校歌、行业歌，比如铁路工人的《路徽歌》、市政工人的《我爱市政这一行》、中小学教师的《我是光荣的人民教师》、财贸职工的《快乐的售货员》等，反映了职工的生活、工作及精神面貌。(1983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五月的鲜花”歌咏活动成绩显著》)
从那以后，“五月的鲜花”群众歌咏活动蓬勃发展，成为北京人一年一度的“音乐节”。每逢春暖花开的季节，京城各行各业都会组织音乐会等歌咏活动，其形式多种多样，有齐唱、独唱、重唱，还有组曲和大合唱，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歌咏娱乐需求。
名家和百姓齐写，名角与农民同唱
上世纪90年代，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迅速增长，“五月的鲜花”群众歌咏活动规模不断扩大，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军营文化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化节、艺术节，为北京带来了新风尚。
据本报1995年6月29日6版《顺义县出现歌曲创作热》报道，顺义县发动群众自己动手写词作曲演唱，创作出300多首歌曲，出现了“名家和百姓齐写，名角与农民同唱”的景象。参与创作的人来自各行各业，不但有教师、干部，也有工人、农民。后沙峪马头庄村农民杨绍明创作的《歌唱顺义我的家乡》是边放羊边构思出来的，歌中写道：“宽阔的马路，高大的厂房，盛产啤酒和顺美时装，瓜果蔬菜稻麦香，唱首歌儿赞美我的家乡。”著名词曲作家张藜、徐沛东、李幼容、程恺等人为顺义创作出了30首有该县特色的歌曲，其中，李幼容、程恺创作的《锦绣大地更辉煌》和《小康路上歌不落》，深受当地群众喜爱并被传唱。在普遍开展歌咏活动的基础上，顺义还举办了自创歌曲演唱比赛，来自乡镇、企业的业余歌手与刘斌、李丹阳、江涛、张华敏等专业歌手同台演唱。
“五月的鲜花”群众歌咏活动连续举办，年年红火，到1996年，这项活动参加人数之多、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达到空前水平。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市开展的相关文艺活动已达千余场，参加人数近百万，成为北京一景。
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在北京的工厂、农村、学校、军营中开始传唱大型音乐作品《北京组歌》。《北京组歌》共有13首歌曲，包括《首都建设者之歌》《中国美丽的城》《腾飞的北京》等，由著名词曲作家张藜、许镜清、魏群等创作，倾注了对祖国、对北京的无限深情，歌唱了改革开放后北京的巨大变化。在“五月的鲜花”群众歌咏活动中，许多合唱队都演唱了《北京组歌》中的歌曲，人们被这些歌曲优美高昂的旋律感染，也在倾情演绎中提高了演唱水平。(1996年6月12日《北京日报》5版，《高唱赞歌颂北京》)
那些年，“五月的鲜花”群众歌咏活动不仅丰富了首都人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更充分展示了北京人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时代风貌。
业余合唱团成群众文化金品牌
进入新世纪，群众歌咏活动迈上了新台阶。截至2001年，北京有千余个业余合唱团活跃在社区、乡镇、机关、企业、校园、军营，其中200多个水准颇高，曾经在国内外歌唱比赛中获过奖。由这些大大小小合唱团参与的群众歌咏活动，逐渐成为北京群众文化的金品牌。(2001年10月29日《北京日报》11版，《京城处处飞歌声》)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经常到景山公园晨练的人们都熟悉这美妙的歌声，在手风琴的伴奏下，一群中老年人常年自发在此以歌相会。最多的时候，有几千人齐聚景山放声歌唱，声势浩大，蔚为壮观，被称作“景山现象”。一位常去唱歌的老人说，刚退休那会儿，自己经常在家闷着，满身是病，真奇怪了，自打和大伙儿一块儿练歌，往医院跑的次数越来越少了。(2002年6月12日《北京日报》1版，《群众文化唱起四季歌》)
在群众歌咏活动中，人们用歌唱的方式抒发情怀，发自内心地歌颂共产党，歌颂新中国，歌颂幸福的生活。2009年，“爱国歌曲大家唱”活动举办，北京的社区、乡镇、企业、机关、学校、连队等基层单位传唱着《十送红军》《延安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人民军队忠于党》等100首爱国歌曲，人们进一步增强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2009年6月1日《北京日报》1版，《“爱国歌曲大家唱”群众性歌咏活动启动》)2011年，“我爱我唱”群众歌咏活动在国家体育馆举行，200多个合唱团、1.2万人组成规模空前的合唱方阵，唱响了为建党90周年献礼的华美乐章。(2011年6月13日《北京日报》12版，《“我爱我唱”全明星阵容领唱红歌》)
来自美联社、CNN、NBC、美国之音、路透社、韩国NHK等29家境外主流媒体的近60名记者前往景山公园采访后，亲身感受了北京群众歌咏活动的激情。时任意大利爱莎通讯社北京分社社长那塔里说：“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景，虽然我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内容，但这些歌曲的旋律我能懂。人们聚在一起放声歌唱，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情感表达方式，真的很美好！”(2011年6月15日《北京日报》3版，《“聚在一起歌唱，很美好”》)
2019年，北京市教育系统“我和我的祖国”爱国主题教育活动令人眼前一亮：大、中、小学的学生们以快闪形式，在校园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等主旋律歌曲，讴歌新时代，展现了师生的良好精神风貌。(2019年3月21日《北京日报》5版，《校园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又是一个美丽的五月。花团锦簇，歌声飞扬，“五月的鲜花”群众歌咏活动又翻开了新乐章……
(北京日报 本版文字：贾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