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地大17名青年学生和19名教师组成长江源科考队。科考队奔赴长江源头——地处青藏高原的格拉丹东雪山开展为期10天的科学考察。
抬头望了一眼隐约可见的珠穆朗玛峰峰顶，陈晨在面罩下呼出了一口气。
她必须非常小心，山脊两侧就是万丈深渊——更何况，在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30%的“死亡地带”，哪怕只是两米落差的跌落，都会让人失去生命。
突然，“噌”的一声，靴底冰爪松动，陈晨的身体失去了平衡，开始向一边倾斜。手本能地挥出，向岩壁抓去，然而与冰面的距离仍在拉开，身体继续向一侧的悬崖跌去……直到身旁的队友猛地伸出手，一把将她拽住。
陈晨清晰地记得10多年前的那一幕。在几轮冲顶后，2012年5月19日上午8时16分，这个时年25岁的姑娘成为中国首位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在校女大学生。
“总书记曾勉励我，勇往直前，不断攀上人生新的高峰。”回想起2013年五四青年节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自己的嘱托，陈晨至今难以忘怀，还把“中国登山精神”写成了博士毕业论文。
陈晨的成长只是一个缩影。
70年来，中国地质大学(以下简称“地大”)在为国家输送了大批地质人才的同时，培养出6000多名登山健将，被誉为中国登山界的“黄埔军校”。
“登山之于地大，不只是一项事业，更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院士说，“扎根中国、胸怀天下、勇攀高峰、追求卓越”的攀登精神，已经成为地大人精神谱系的耀眼硬核。
为祖国勇攀珠峰
9年过去了，回忆起当初扮演陈晨的场景，姜力维心里那种“翻涌的感觉”依然很强烈：“仿佛自己也经历了磨砺和积累，攀上了一座高峰。”
2014年5月4日晚，在“我们的中国梦·五月的鲜花”全国大学生主题文艺活动中，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研究生陈晨成功登顶珠峰故事为原型的原创音乐情景剧《攀登》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舞台。
28名来自地大的学生演员，为了尽可能真实地还原故事，不管男生女生，“大家都涂着黑黑的粉底、两颊画着两坨粉粉的高原红”。
“从进入演播大厅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姜力维说，“要拼尽全力才能不留遗憾，就像陈晨学姐一样。”
在中国地质大学，登山运动有着悠久的传统。
20世纪50年代末，登山运动被学校列入体育必修课。80年代起，地大人经常以班级为单位，全员参加“10公里负重行军”，誓为祖国地质事业练就一双“铁脚板”。时至今日，地大的学生依然有着每天集体出早操，早起床、早锻炼、早学习的习惯。
珠穆朗玛峰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海拔8844.43米，是世界最高峰。鲜为人知的是，“珠峰到底有多高”的疑问，一度困扰着国内科研工作者。
“20世纪60年代，在珠峰海拔高度的问题上，我们一直被国外数据垄断。”海洋学院教授陈刚介绍，那时对于珠峰海拔的测量，国际上有过许多尝试，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数据，中国一直沿用国外的数据。
体育学院教授董范回忆：“为了应对少数国家的封锁打压，国家综合考虑，要争一口气，决定成立国家登山队，挑战从北坡登顶珠峰。”
从北坡登顶更难。西方登山界曾多次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珠峰北坡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天险”。
1958年，刚从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毕业的王富洲被选进国家登山队。两年后，他成为世界首位从北坡登顶珠峰的登山运动员。
此后，王富洲、李致新、王勇峰、次落、袁复栋等地大人，都曾登顶珠峰，在中国高校中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攀登风景。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决定培养一批年轻的登山队员，我有幸入选。”1984年8月，董范加入中国登山队。
2012年5月19日，中国地质大学60周年校庆前夕，董范、陈晨、德庆欧珠、次仁旦达师生4人，从北坡登顶珠峰。这是国内高校独立组织的在校大学生登山队首次登顶世界之巅。
董范常说，攀登的过程，是“勇敢者的冒险”。
2015年6月10日凌晨0时30分，在地大登山队准备冲顶北美洲最高峰麦金利峰时，营地气象监测站发出了暴风雪警告——此时，距登顶时间窗口结束只剩4小时，而从营地出发到达顶峰通常需要6-10小时。
得知这支来自中国的登山队决心挑战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营地里其他国家登山队员摇着头说：“你们都是疯子。”
与时间赛跑。5名地大登山队员组成小分队，采取阿尔卑斯式攀登方法(一种轻量化的登山方式，登山者携带少量装备和物资，不架设固定绳索，不借助搬运工和氧气瓶，行动速度快但风险大——记者注)，带上5包泡面和轻便的装备，在营地300多双眼睛的注视下出发了。
到达山脊线时，队员何鹏飞感到体力严重不支，快跟不上队伍了。抬头望去，乌云正向山顶汇聚，一场暴风雪即将到来。“不能为了自己登顶的目标，陷队友于危险之中，我必须选择放弃。”
队长董范在对讲机中一遍遍重复着：“只要你能坚持，就一起上，速度放慢。”
不顾队友阻拦，何鹏飞坚定地解下了结组绳上的主锁，决定返回。转过身的那一刻，他“扑通”一下坐在雪坡上，眼泪不自觉地滑落。那天，他在日记里写道：“攀登的意义不止于登顶，有时候，放弃比坚持更重要。”
用时4小时6分钟，地大登山队成功登顶，是当时恶劣天气下唯一登顶的队伍。
何鹏飞的脸上有一块冻伤，那是因为在攀登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时，他在即将登顶前拉下面罩和队友说了一句话。回到武汉后的半年里，被冻伤的部位一直没有知觉。直到现在，每当天气变冷，那处旧伤口还会发红。
2022年7月，地大17名青年学生和19名教师组成长江源科考队。地大大学生长江源科考队登山勘测组在格拉丹东大本营开展测量任务。
登山不仅局限于运动
“陈老师，我很喜欢登山。我想知道，征服一座座高峰的成就感是什么？”海洋学院2020级研究生饶炜博还记得9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与班主任陈刚的第一次对话。
那时，陈刚正在备战第二次珠峰科考的体能测试。前一次，由于突降暴雪等原因，陈刚只上到海拔7500米的营地，未能冲顶。
“当身边再也没有更高的地方，风也会静下来。”望着学生期盼的目光，陈刚语气平和，“外界都关心我能不能登顶，但我更关心的是，能否精确地测到各项数据。”
会场里，测绘专业新生们的神情严肃起来。饶炜博说，“陈老师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要把科研做在祖国大地上。”
遗憾的是，陈刚的第二次冲顶未能如愿。
2022年4月30日，经过7天攀登，包括陈刚和儿子陈李昊在内的11名中国登山者，在向导的协助下从珠峰北坡登顶，成为2022年首支登顶珠峰的队伍。
距第一次攀登珠峰过去了10年，这一次，50岁的陈刚终于拿到西藏地壳运动监测的珍贵数据，“未经亲手测量的数据，总觉得不踏实，科研工作者就是要到一线去，到现场去。”
在这所攀登者的“黄埔军校”里，登山不仅局限于运动，而始终与地学科考、理论研究紧密结合着。
“路的尽头再向前一步，走别人没走过的路，这就是地大人的基因。”新落成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史馆将这种基因归纳成了8个字：国家需要，地质先行。
从20世纪60年代起，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的殷鸿福及其团队就在石头里寻找蛛丝马迹，通过古生物遗迹来确定地质年代。
1985年，为寻找“金钉子”(一个地质学概念，用以界定不同时代地层的全球标准——记者注)，50岁的殷鸿福率队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岷山，因体力不支摔倒在乱石中，一条腿粉碎性骨折，五分之一的骨头没有了。然而，仅经过一年多的医治和锻炼，崇山峻岭间，他又开始不断地穿行。
1986年，殷鸿福根据实地考察推翻了近百年来确定的化石标准，提出将我国浙江煤山剖面作为全球层型剖面和点位。2001年2月，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正式确认殷鸿福的提议。2022年10月26日，浙江长兴煤山“金钉子”剖面入选世界地质遗产地名录。殷鸿福把地质历史上最重要的三个“金钉子”之一留在了中国。
1978年起，结合数次科考成果和地学专业特点，中国地质大学先后编写了供地质院校师生使用的野外实践教材、实用教材及视频教材。这些教材填补了我国户外运动专业教材的空白，时至今日仍被广泛使用。
国土安全与所学专业有何关系？怎样发挥专业特长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孙文沛在《国土安全》第一课中，向台下1000多名同学提出的问题。
《国土安全》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新开设的品牌思政选修课。孙文沛介绍，以思政课为平台开展大学生国家安全专题教育，在国内高校尚属首创。该课程由校领导领衔，马克思主义学院主持建设，集合地球科学学院、资源学院、自动化学院等多个特色学科师资力量组建教学团队，通过专题讲授、师生对谈等形式授课。
“原来，地质学与国家资源安全关系如此紧密。”地球科学学院2021级本科生赵芃凯在上完课后，对专业学习有了新认识，“学习地质学不仅要学好理论知识，更要将所学投身于国家事业中，贡献出地大人的力量。”
指引每位地大人攀登心中的那座“山”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1953年12月22日，《勘探队之歌》在《中国青年报》4版刊出，中国地质大学在1990年将它定为校歌。
70年来，这首歌被带到山峦、旷野、沙漠、深海，成为地大人永远的精神标识，指引着每位地大人攀登心中的那座“山”。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山。”董范认为，现在自己需要攀登的“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攀登、爱上攀登。
在董范等人的推动下，1998年，地大在全国高校率先开设野外生存体验课，成为首批拥有野外生存教育资源库的大学。2004年，地大成为全国首批开设野外生存通选课的大学。直到现在，课堂常常爆满，一座难求。
从2012年起，地大登山队每年都会在全校选拔一批学生，不限性别、年龄和专业，“身体素质好、攀登意愿强”是主要标准。经过体能考核、技能培训、理论学习，从上百位报名者中挑选出综合实力最优秀的学生加入登山队，准备登山科考。
体育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李龙敏本科入学时，就常听老师讲起地大登山前辈的故事。2016年，得知登山队要招募一批新队员，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去年7月，李龙敏作为队员参加第二次长江源大学生科考活动，前往青藏高原上的格拉丹东测绘点，钻取冰芯、测量高层、开展采样。
由于行程安排紧凑，不到两天，团队就从江汉平原到达海拔约5200米的格拉丹东大本营，那一次，李龙敏的高原反应来得“异常猛烈”。适应3天后，症状缓解，李龙敏慢慢恢复适应性拉练，最终完成了任务。
“登山科考是人类的使命，更是与大自然的对话。”多次登山后，李龙敏领悟了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道理，“站上雪山之巅，不代表我们征服了这座高峰，而要感谢大自然接纳了我们，人类必须与自然和谐共生。”
从兴趣社团到专业登山队，以老带新，优中选优，地大逐渐形成了涵盖本、硕、博各年龄层次的登山人才培养模式。无论刚入学的本科新生，还是攀登近10年的博士、教授，“人人都是攀登者”的理念在校园激荡。
2022年，中国地质大学70周年校庆，地大陈华文老师团队共同创作绘本《山河作证》。100幅黑白钢笔素描画稿，再现了学校野外实习与地质科考的故事。
“创作绘本的过程，也是我们被攀登精神洗礼的过程。”学生唐钰君感叹，在数次修改、与登山队师生交流的过程中，自己深入了解了一代代地大人勇攀高峰的故事，“后来再次路过《攀登》雕塑，总觉得它更加高大了。”
攀登无言，山河作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党委书记黄晓玫表示，踏上新征途，地大将继续发扬攀登精神，推动学校党建思政与事业发展深度融合，努力培养造就一批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新时代“英雄地质队员”，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贡献。
(本文图片均由中国地质大学提供)
唐艺卓 高恬泽惠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宇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