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宾
2022年的中国经济“成绩单”显示，初步核算，当年服务业增加值638698亿元，比上年增长2.3%。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2.8%。
占据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服务业同样也是就业的主渠道。数据显示，2013至2021年，服务业就业人员累计增加8375万人，年均增长3.0%，平均每年增加就业人员931万人。而服务消费的占比也越来越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平台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勇坚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专访时称，在数字化的浪潮下，加快推动服务业数字化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数字化推动服务业需求扩大，提高服务供给效率，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时也是数字普惠的重要体现，并且能提升服务业企业门店的价值，解决线上线下的冲突与矛盾。
但服务业的数字化之路并非一片坦途。如何更好地推动服务业数字化？中国服务业数字化有何特殊之处？政府和企业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李勇坚为此建言献策。
以下为采访实录摘编：
国是直通车：当前中国服务业呈现出哪些独有的特性？这会对推进数字化产生什么影响？
李勇坚：我国服务业数字化具有特殊性，现有的数字化方案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急需打造“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
从服务业的特点来看，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既涉及到技术问题，也涉及到商业模式和生产组织形态；既涉及到服务流程和获客方式，也涉及到新消费场景搭建和新履约方式。现有的数字化转型方案大多是针对制造业而制订的，对服务的特性研究不透彻，不能适应服务业数字化的特点和需求。
从数字化基础来看，我国服务业普遍存在着主体规模小、盈利能力弱、数据意识薄弱、数字化基础差等问题，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着成本和收益不清晰、不对称，需要有低门槛、低成本、低人力资本需求、成本收益更为透明的数字化方案。
从国际的经验来看，国外的数字化方案更多地强调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产品的运用，对服务企业迫切需要的渠道数字化、数字化拓客等较少涉及。
从数字化方案的供给来看，服务业大部分企业都是中小微企业，缺乏相应的数据基础和统一的管理流程等，使数字化解决方案本身的复杂度会增加，增加服务商的开发成本。
在方案运用过程中，还要根据服务业企业现有的管理规范等对数字化方案进行适用性修改，这样也加大了方案开发的成本，而服务业小微企业本身规模和财力有限，不可能为数字化方案支出更高的费用，这种投入和产出的不对称，使数字化服务商并没有积极性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富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因此，在实践中，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系统的普适的服务业数字化方案。
因此，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尚未形成一个普适的模式，不能照搬国外的现成模式，而是要根据中国企业的特点，更多地发挥平台、服务商、用户的作用，实现各方价值共创，从而形成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
国是直通车：“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应该是什么样的？
李勇坚：具体而言，“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是由平台、服务商、企业、消费者协同推进，根据不同企业特点提供低成本、低门槛、低人力资本需求、可信任、更精准的数字化方案，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数字化，使数字技术普惠不同行业的中小微企业，缩小市场主体之间的数字鸿沟。
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产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协同融合，实现“全渠道运营、全链路运营、全生态开放”，并最终形成各方协同的价值共创生态，从而实现服务业的低成本、低门槛、低人力资本需求、可信任、数字化的成本和收益可核算的高效数字化转型。
国是直通车：“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应该具有哪些特点？
李勇坚：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具备以下四方面特点。
一是通过流量与流程数字化协同，解决中小微商家对数字化信心不足和服务商高效触达中小微商家的问题。
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平台汇聚了大量C端用户，通过协同服务商，能够为商户提供精准的客源流量，服务商提供高效的流量运营方案以及契合商家的流程数字化方案、智慧化供应链方案，既能够在短期内为商家提供客源流量增量，也能够在长期内为商家降本增效，从而使中小微商家对数字化不再排斥，而服务商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触达到中小微商家。
以支付宝为例，数据显示，2022年支付宝免费开放了近200亿流量激励，为商家降低营销成本、获取客源，平均每天为商家小程序带去100万用户，单个商家平均一年能省下约20万元营销费用。二是以规模化优势解决服务商投入产出问题。线下中小微商户数量多、分布广，服务商需要投入较多资金和时间来建设线下地推体系，且需要针对小微商家的特点，研发更加适合于线下中小微商家的数字化方案，但线下中小微商户付费能力及生命周期价值相对较低，服务商针对单一线下中小微商户产生的回报或难以覆盖前置投入成本。
通过利用平台资源，服务商将其所研发的数字化方案经过模块化拼装后，应用到更多的中小微商家，服务商的前置成本经过大量的商家分摊后微乎其微，从而解决了服务商投入产出问题。
以支付宝为例，2022年平台助力服务商打造超400个行业解决方案。经平台撮合，2022年，部分技术型服务商比前一年多赚50万、部分代运营型本地服务商年收入至少涨了两成。
三是通过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融合，解决中小微商家数字化的成本收益不确定问题。从短期看，线下中小微商户的数字化升级需求相对集中于“获客增收”方面，因为获客增收具有较强的确定性。
平台通过与服务商合作，能够利用这些流量为中小微商家带来现实的流量，这解决中小微商家从数字化中快速获得收益的问题。从长期来看，
四是通过服务的聚合提升消费者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平台上能够汇聚更多的商家乃至各类公共服务机构、准公共服务机构，提供消费者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服务，给消费者提供便利感，从而提升消费者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国是直通车：推进“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您有哪些具体建议？
李勇坚：为加快推动“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建议相关部门对此高度重视，出台相应的政策。
一是加大对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调研。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是根据从实践调研所获得的鲜活事实，结合相关理论而提出的一种新模式，对解决中小微企业服务业数字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难题具有重要价值。
但该模式的理论与实践仍不完善，需要有关科研院所、大学、政府部门加大相关理论研究，并对正在实践该模式的平台企业等进行更深入的调研。
二是编制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指南，将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上升为国家行动。通过政产学研合作，提炼出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的共性特征、工具和逻辑，编制出对各方具有实用价值的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指南，从而为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更多的支撑。
三是支持以平台为主体开展一批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的试点示范。在B-S-P-C价值共创生态系统中，平台能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平台利用数据、技术等优势，连接各方主体，形成数字生态，持续赋能商家、服务商和消费者。平台作为治理主体，提供基础治理架构；提供信用服务，推动信用化交易。
因此，要以平台为主体，建立政府与平台合作机制，支持平台突破最小临界规模，对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进行试点示范。
四是从商家-服务商-平台-用户价值共创生态系统的整体视角出台相关政策。在既有的政策中，数字化转型政策的着力点在商家侧，对平台、服务商进行激励的政策仍有不足。
因此，需要出台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方式，对商家、平台、服务商均能够起到激励作用的政策措施。例如，以税收优惠、专项基金、扶持资金池为牵引，支持平台和服务商以更便捷的方式获得资金。
五是推动基础制度建设。建立人力资源、资金、算法算力等相关要素支持政策体系，通过平台企业与政府合作发向定向消费券、优惠券、专属券等方式，鼓励各方加大对算力算法等要素的使用频率；在标准制订、非个人数据共享、数据采集、数据开放、基础工具研发、数字化绩效评估方法和标准等方面，出台一批相应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