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4年初次发掘，到2021年6个祭祀坑再度发现，三星堆遗址发现文物数量之多、种类之丰、造型之奇、文化内涵之深厚，举世罕见。那些神秘、高大的青铜神树、人像群以及以金杖为代表的金器群，展现了古蜀先民独具特色的信仰、审美和创造力。近日，“道中华”专访了四川大学教授霍巍，为我们解码古蜀文明三星堆。
记者：举世瞩目的三星堆遗址，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为什么称“三星堆”？三星堆遗址都发现了什么？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三星堆古城的发现和命名经历了怎样的过程？霍巍：从1934年初次发掘开始，三星堆的考古历程长达近百年，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三星堆遗址的得名非常有趣，为什么叫三星堆？如果我们打开一幅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布图，可以看到它的中心部分就是今天的三星堆古城。古城当中有一条人工开掘的河流，叫马牧河。马牧河把古城一分为二，里面是一些高大的台地，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台地，像一轮弯月，叫作月亮湾。当时在古城的南面还有三个独立的土堆，正好跟北面的一轮弯月两相对应，所以富有想象力的当地村民就将这个“像三颗星宿伴着一轮弯月”的地理景观称为“三星伴月”。这三个星宿后来经考古证明，也是古城，它在经过人为破坏、自然消磨后留下三个独立土堆，三星堆的得名因此而来。
其实，一开始并没有用三星堆来命名，而是把它叫做月亮湾遗址，后来又把它叫做中兴场遗址，直到20世纪80年代，根据在此地进行的考古工作，才正式定名为三星堆。
三星堆出土大量具有地域特征的器物，包括陶器、玉器、青铜器、金器。历年的考古证明三星堆是一个有城的文化中心。
城市是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三星堆城的南面，最早的一号、二号祭祀坑出土了大量的象牙、青铜器、玉器，令人震撼的是青铜器中有很多是我们过去没有见到过的，例如高大的青铜神树、群像似的青铜头像、青铜面具，一些青铜面具表面覆盖着黄金做成的面罩，黄金饰品当中还发现了权杖，完全改变了过去我们对传统的中国青铜时代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星堆作为长江上游区域文明的一个古城文化遗址，把它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是名副其实的。
记者：三星堆文化从何而来，向何而去？它与金沙文化有着怎样的关系？三星堆的发现与研究如何推动古蜀文明研究？霍巍：甲骨文上就有关于“蜀”的记载。过去对“蜀”究竟在何方有不同的看法，很多学者根据四川出土的青铜器，认为“蜀”是指长江上游的“蜀”。
《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伐纣，有所谓的西土八国参加，西土八国很显然指来自西面的一些小的部族，其中也有蜀人。
《史记》记载蜀之先起于人皇之际，黄帝和他的妻子嫘祖生儿子昌意，昌意娶蜀山氏女，降居若水，封其后代在蜀，形成了一个王系。这段记载隐约反映了古蜀文明体系当中的中原文化因素。
从目前获取的资料来看，这里的确有多元的文化因素，包括中原地区、西北的甘青川地区以及云南等地的文化。
三星堆最早发现的镶嵌绿松石的青铜牌饰与二里头的青铜牌饰极其相似，虽然有细微差别，但整体造型和工艺基本一样。陶器里面的陶盉，跟二里头的也基本一致。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相当于中原殷墟时代的晚期，出土的很多青铜礼器，与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如安徽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像龙虎尊，一些青铜的罍，都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
三星堆在鼎盛期后，其中心可能转移到了成都平原。我个人认为金沙遗址很可能是三星堆的一个后续。因为金沙遗址跟三星堆一样，出土黄金青铜面罩。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金沙发现了一个黄金箔拓展成的金带，带子上面有一周纹样，这周纹样跟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的纹样非常相似，有鸟、鱼、箭，还有人头像。因此，三星堆文化最早产生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早期，跟中原已有联系，再到殷商时期，大量接受来自中原文化的元素。它走向衰落后，我们在金沙遗址里面看到了其延续。
春秋战国时代的金沙晚期，可以看到大量的中原文化元素，尤其是来自北方秦的文化元素。这个阶段以后，巴蜀青铜器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同属一个文化系统。
记者：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很多形态独特的青铜面具、神树、玉器、金器等，它的文化面貌为何如此丰富又奇特？展现了古蜀先民怎样的信仰、审美和创造力？霍巍：三星堆发现的这些器物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部分——神灵祭祀。
三星堆出土的这些器物大都可以跟神灵祭祀联系起来。这些青铜礼器是祭祀用的，神坛、祭坛遗迹，再现了祭祀场景。这是中华文明在青铜时代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世界其他地区青铜时代这一点并不突出。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为祭祀，一为战争。青铜时代先民通过祭祀来实现人神、天地之间的沟通。仪式中借助法器、动物纹样、龟策、神山、神树等一些象征性的器物举行祭祀仪式。
中国古代从夏商周青铜时代以来，以祖先崇拜、神灵崇拜等构成了一个特殊的信仰体系。三星堆的祭祀器物跟敬天祭祖有关系，为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些特质和形态作出了一个很好的说明，也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记者：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及研究对促进中国现代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中国当代考古学发展有什么独特价值？霍巍：中国当代考古学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考古发掘、文献研究和现代科技方法，让考古学有了更坚实的科学支撑。
三星堆对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启示在于：一、从视野层面看，极大拓展了中国考古学者的视野，要把三星堆放到世界文明体系中考察、比较和研究。二、从技术层面看，三星堆遗址尤其是最新6个祭祀坑的发掘，代表了很高的考古发掘水准。如修建大棚，打造发掘现场的“太空舱”，配置24小时遗物提取记录系统，运用科学发掘取样系统，对丝绸残痕的取样观察，对发掘现场保护等，都采用了大量的科技手段。可以说，现在三星堆的发掘手段代表了世界考古学最先进的水平。三星堆的二号坑是1986年发现的，二号坑里面出土的一件残断青铜器经过拼对正好是8号坑出土的一件青铜器的尾巴。36年后，他们破镜重圆、合为一体，这样的故事非常生动。
中国已成为一个世界考古强国，在先进技术的运用和多学科的综合攻关上已走到世界前列。可以说，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体现了中国考古学百年成就。
受访者简介：
霍巍，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