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旬，正逢云南的雨季，眼前的山体塌方还在持续，碎石不断从山上滚下来，掉在219国道的柏油路面上。我坐在越野车上，车辆碾过塌方后还没清理完成的碎石头路，沿着怒江往峡谷的深处走。哗啦啦的雨声与怒江奔腾的咆哮声交错着，衬得两侧那些陡峭又插入云霄的山幽深神秘。
这是我第一次到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出发前，一位泸水市政府官员告诉我，“泸水在拿最好的平地建学校。”他还说，泸水市政府教育支出占比最大，保证老师收入。我很好奇，在边境的县城，花钱开辟的小学校园，花钱留住的乡村老师，能给乡村教育带来什么改变？
当我拐过上百道弯，最终抵达泸水市、福贡县、贡山县的边境小学时，答案才慢慢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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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边境小学建在层层叠叠的高山深处，在中国地图“大公鸡的屁股”边上。
做记者好几年，我也采访过一些东西部学校，这些边境小学硬件设施丝毫不逊色于大城市的小学。距离中缅边境只有两公里的泸水市片马镇国门小学，在大山边上给学生开辟了3个标准尺寸的篮球场、1个羽毛球场、4个乒乓球桌；建在怒江边上的福贡县腊竹底完小，顺着山坡的地势，依次建起了宿舍、教学楼、图书馆、体育场，还有2个户外游泳池。
学校还给学生开设了古筝课、手鼓课、合唱团和各类体育活动社团。舞蹈教室的地板用的是柔软的特殊材质，让学生能放心地赤脚跳舞。
一位边境小学的校长说，学生收到外界捐赠的书包和文具太多了，最多一个人能收到三四个书包，用不完。
大多时候，这群小学生的校园生活是轻松的：每天能睡11个小时，午餐和晚餐后是游戏时间；食堂有荤有素，比一些学生家里做的饭更丰富；许多同学说，学习是轻松的事，没听过要“卷”。雨季是这群孩子愁绪的来源——下雨了，就不能去操场上玩了。
一些边境小学还会接收来自缅甸的学生。一位校长指着走廊上拿着水杯准备接水的女孩说，“这一个学生是缅甸籍，正在读五年级。”以前，还有缅甸籍学生坐公交来中国上学。还有一位17岁的学生，以前在缅甸生活，现在在边境小学的一年级读书。
一位当地教体局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的学生普遍享受14年免费教育，从幼儿园两年直到高中、高职；如果贫困学生考上大学，能享受各种补贴，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每一年，从怒江州考上大学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凭借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的优势，以艺术生、体育生的方式。要和大城市的、小县城的孩子拼文化课，怒江州的学生没有优势。
一位校长说，学生从小习惯爬坡，不缺体能，也不缺体育设施和时间，但缺体育技能。
在一个下雨的早上，我旁听了一节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在边境小学开设的运动梦想课，因为天气限制，体育课挪到梦想中心教室进行。老师把教室里的桌椅都搬走，腾出空间，带领30多个学生在室内跟着儿歌跳操。
既然学生好动，体育时间能保障，为什么还要在边境小学提供运动课？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说，基金会给学校提供针对青少年发展需求研发的补充类体育课程和教学视频，希望让非专业体育老师能对照教案教体育课，不会出错；同时捐赠一些轻量化体育器材，也能让孩子强身健体的同时，享受安全、高效、有趣的体育课。
这里边境教育的复杂性在于，沿着怒江，每翻一座山，学校面临的困难都有所不同，没有统一的解法。即便是培养学生体育技能这一件小事，每所学校的情况都不一样。
靠近县城的乡村小学，很难找到合适的体育老师，因为有体育技能的人更愿意去县城当健身教练，工资高；一些学校即便引进了音体美专业的老师，由于主科老师少，无法做本专业的事，只能改教语数英；还有校长说，有时流动调配来的老师，擅长的专业不是学校最需要的科目。有所小学老师数量太少，老师不得不既教语数英，也教音体美。
我想起几年前探访过的北京市中心一所小学，就在胡同和四合院边上，由于能用的土地空间太少，给学生铺设的跑道不得不从校门口开始，一直延伸到围墙边上。校长担心学生会受伤，在围墙上贴软垫。
这里和北京的小学不同，北京小学的体育课缺的是土地，是空间。而这些边境小学不缺土地、设施、器材，它们的体育课受到所处的地理环境、学校条件制约，问题更加复杂，其中蕴涵着教师资源错配、教师稀缺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决。
同样，这些边境小学也建了医务室，却招不来校医，建了心理辅导教室，却没有专职的心理老师。一位县城教体局的领导说，学校的校医大多是兼职，不够专业。每次学生生病，老师得自掏腰包送往县医院就医。
还有所学校至今仍在坚持疫情防控，要求师生戴口罩。校长解释，最近的县医院距离学校44公里，车程一个多小时，一旦传染病暴发，学校无力及时地把大批孩子送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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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崇山峻岭的深处，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仅在托起一个小孩，还在为一个家庭托底。由于居民住得散，住所又离学校远，这里的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寄宿，每周或每两周的周末回家，几个住得邻近的学生家长会拼车到校门口接送。
老师说，一年级的孩子最难带。倒不是因为调皮，也不是因为生活不能自理，而是尿床。有些老师夜里得掐着点挨个叫一年级学生起床上厕所。
还有些孩子没有从小养成每天刷牙、经常洗澡的卫生习惯，经常生病。在山区，学生生活用水依靠从山上流下的泉水，水泵水压小。腊竹底完小的洗澡间不能让所有孩子定期洗澡，只好开辟两个游泳池，轮流安排不同年级学生去洗澡、游泳，保证学生隔两三天能洗一次澡。
据一位长期关注乡村教育的公益人士观察，有些外出务工的父母为了补偿孩子，每个月会给留守儿童寄回大笔零花钱，却没有教孩子怎么消费。孩子收到钱往往一两天就花光了。他们担心，即便这群留守儿童长大了，外出打工，也很少有好的理财观念。
在这里，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压在学校和老师身上。一些家长把孩子甩给学校后外出打工了；有的父母离婚，家庭管孩子少，全靠学校托底。
当老师问及学生的烦恼时，极少有人提到物质上的渴求。有个孩子说：“爸爸妈妈离婚了，我很不开心，因为我很想妈妈。”说完，他把头埋在课桌上哭了一阵，旁边的同学轻轻拍打他的肩膀以作安慰。
我家访的家庭，母亲很少关心孩子的功课，“孩子的功课我也不懂”，也不太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有些学校很少给孩子布置周末作业，因为老师知道，孩子回家后，大多要帮父母干农活。
这里的老师教完课后，还得管生活。一位校长说，为了避免学生发生冲撞，每次集中体育锻炼时，要派十几个老师在学校不同角落看守。
一所边境寄宿小学的师生比低，学校派两个老师负责一个班级所有科目的教学和所有学生的生活。一位英语师范专业毕业的老师，如今改教语文、道德与法治、美术、书法，每周要上24节课，还要兼顾学校的管理工作。
上海市派到怒江州帮扶的小学老师，因为师生比低，很不适应边境小学的工作节奏：课时比上海多3倍，晚上查房到12点多，第二天早上还得上1-4节课。
如今，大城市的中小学也讲究全科教育，要在一道试题里，塞入多个学科的知识，还有的机构开办“体适能”课程，要精准地提高幼儿园、小学阶段的学生运动水平，并在体育课上全程用英语与学生对话。
但这与边境小学的全科教育不一样，前者已经进阶到多学科融合教育，后者更多是在老师稀少、错配的条件下不得已的选择。
在开放二孩、三孩政策以后，一位校长明显感觉到，老师增长的速度明显赶不上学生增长的速度。一所即将扩招的完小，计划把两间老师办公室改造成教室。
“双减”政策开始后，云南省允许一个学生收400元课后服务费，但边境的学生大多家庭条件差，收不了钱，绝大多数学校的课后服务不收钱，反而增加了在职老师的负担。一位教体局工作人员说：“本来老师可以5点下课，现在要课后服务到6点多。”
有些学生跟不上新课标的内容。比如英语课，学生得由傈僳语母语，转变为普通话，再翻译成英语，英语老师上课得花更多时间，先让学生用普通话表达，再用英语说。又比如，很多小学生没有跨出过怒江走出大山，很难理解课本里提到的磁悬浮列车。
不仅是学生，就连老师在大山里待久了，教学质量也在原地踏步。福贡县一所学校好不容易拿到了100多万元的培训费，校长却犯了难，要是组织一波老师外出培训，正常的教学秩序就会受影响。
两个小学老师包揽一个班级的模式，也容易出现问题：如果其中一人请假，或外出培训，另一位老师得从早到晚地上课。一位校长说，以前，外出培训的机会都给了那些边缘的、上不了主科的的老师，但那些老师即使接受培训，回到学校，也无法带动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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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国道是通往怒江大峡谷深处的几个县城最重要的一条路。从我探访的4所学校来看，距离城市越远的边境小学，留守儿童的比例越低，辍学率也低——由于路途遥远，父母大多依赖政府组织务工，靠着政府组织的包车统一外出，学生要出去一趟也麻烦，很少有学生辍学外出打工。
与此同时，这些远离县城的边境小学留不住乡村老师。老师更倾向于在县城附近、交通便利的乡村小学教书。这也是再翻几座山，学校情况不太一样的原因。
这侧面反映出“走出大山”的难度。一位从上海来怒江州挂职的官员说，从他所在的贡山县去一趟昆明开会，光在路上就要花两天。
一位父亲说，在生小孩前，他们夫妻俩在深圳打工，每个月能赚8000元，有时能赚1万元。但陆续生下两个孩子后，夫妻俩担心村子里经常有人喝酒、闹事，选择留在村子里的茶叶加工厂，陪伴孩子长大，等到孩子上初中，有自理能力，再外出打工。
他的女儿目前读小学三年级，但这位初中毕业的父亲要帮女儿辅导功课时，也会觉得力不从心，“现在小学的课程越来越难了，我教不明白”，但他决心，只要孩子愿意读书，“想上到什么程度，我一定努力供到什么程度。”他想把孩子推到更远的地方看看，走出大山。
“走出大山”这4个字，反复出现在家长、老师、校长的口中。
一位校长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和怒江州以外的学生一样，考高中，上大学，改变大山里落后的传统观念，而不是只接受了义务教育就回到农村。
一位老师说，他不敢想太遥远的目标，只要学生能走出大山，改变观念，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很好，但如果学生将来毕业后愿意回到家乡，用自身经历带动更多孩子走出困境，那就最好。
贡山县一位校长说：“我长期住在山里，这座山很高，后面那座山比这座山更高，人在里面就像‘井底之蛙’。”有一次大雪封山，她被困在学校5个月，等到隧道通了，她坐车出门采购，远远看到了县城，忍不住说：“全部人下车，大声地叫吧。”
不久前，她给六年级学生开动员会，声情并茂地鼓励学生，“只有读书能改变命运”。
一位教体局工作人员说，他来怒江教书19年了，本来想通过教育影响下一代的观念，但是一些人落后的观念根深蒂固，让孩子读完初中、高中就外出打工。这一度让他感觉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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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访过程中，一位在学校几个科目都考年级第一名的女孩，突然见到很多陌生人，哭了。她说，几个月后，她会去县里读初中，担心和那些在县城读小学的孩子合不来。
“我们的学生普遍不太自信，即便在学校表现很好，换了一个环境，会变得扭扭捏捏。”一位校长说。
这些边境学生的教育，正在受到多方的重视。2021年3月12日国家公布“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在边境县(团场)建设100所国门学校；当地教育局和学校不断吸引优秀老师资源，提升教学软实力；像真爱梦想这类的社会公益组织也开始将目光移向边疆教育，探索将先进的教学理念引入边境小学。
一些机构组织西部校长去东部培训，一位边境小学校长去了青岛，旁听了一节英语课后，感慨道，“这里的学生英语真好。”组织培训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不是让你来看学生讲英语，而是让你来看看以学生为中心的管理理念。”
在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前期调研中，他们发现，边境小学的学生自主性、眼界、自理能力和语言能力有待提高，而且，边境的大部分小学生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意识不强，缺少对未来的想象，他们希望孩子们“学会处理人与未知的关系，成长为求真、有爱的追梦人”。
去远方，是许多城市家庭为孩子选择的“开拓眼界”的方式之一。在大城市的课堂上，当老师提到肯尼亚的动物大迁徙、雅典的神殿、东非的大裂谷，总有学生站起来，描述他们亲临现场看到的细节。
我采访过一个中德青少年艺术活动的组织者，他每年暑假会组织有乐器基础的中国小学生去德国知名的艺术厅，和德国的同龄人交流，给德国的民众表演节目。这群学生还会探访德国的博物馆、图书馆、艺术展。一位带队的老师说，学生在无形中提高了自理能力和艺术视野，会变得更加自信。
但对于边境的学生，这样的机会实在太少了。我家访的一位小学生，被在外打工的二姨带着去西双版纳旅游，看到了“野象发怒”的模样。但她的父母说，光靠父母二人的力量，很难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旅游。更多学生连西双版纳的野象都没看过，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县城。
上江镇中心完小的校长发现，鼓励学生走出去的重点，是培养一项爱好，能陪伴终生的爱好。
他举例，学校有位四年级的学生自从爱上踢足球，就变得特别勤奋，明明生病还要去户外上体育课。老师引导他：“以后要去大山外面踢足球，文化课也得跟上。”这位学生为了这个目标，其他科目的成绩进步很快。
校长说，这个小学生给了他新的启示，“只要有一项爱好，学生的各方面都会提高。”为此，他特意开设很多社团，让每个孩子都有参加的项目。
他最新的教学目标，是让这些学生找到能让心灵栖居的地方，长大后不能当“空心的人”。
还要把家长也拉进教育的队伍里。贡山县一位校长记得，5年前，学校第一次开家长会，500个家长只来了100多人。她鼓励家长要在家养好猪、养好鸡，不能完全甩手把孩子扔给学校，还应该让学生与山外面的世界有更多连接，鼓励家长带孩子去喝奶茶。
不久后，有个家长趁着学生周末回家，特意煮了鸡蛋，还杀了一只鸡，说是校长教的，“要为祖国干一件大事”。
2023年，贡山县这个学校再次举办文艺晚会，那天走进学校的家长站满了整个操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晞 文并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